壹、 前言：

近年來許多研究台商投資中國的觀點一直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其中一些研究認為台商在大陸投資將使中共當局有「以商為政」、「以商促統」的機會，因此必須「戒急用忍」，以避免兩岸過熱的投資造成經濟與政治的負面效應；但另一方面卻持相反的意見，認為台商在大陸不僅不會受到大陸的威逼，反而因為台商創造大陸無數人口的就業機會，如果大陸企圖貿然以威脅台商的種種手段要求台灣當局屈服，則可能因為台商倒閉或出走，反倒因為失業率遽增而造成社會不安，這種社會成本可能遠比政治利益來的高，甚而危及中共政權，因此可以「大膽西進」，藉台商在當地的鑲嵌性及影響力，增加與大陸政權談判的籌碼。

上述討論都是以「政策面」著眼，但是剖析「投資面」，不僅讓人思考台商為何會採取「西進」或是「南進」的策略？而如果在「西」或「南」之中僅能擇其一時，台商會以哪一邊為優先考量？就王宏仁老師及龔宜君老師在「轉進或轉出？ -- 台商資本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流動」一文中分析，台商的投資考量主要看兩個面向：

一、 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二、 投資地方的特性。

台商在東南亞投資明顯是以外銷為導向，當地市場的銷售為次要地位，投資的目的是利用東南亞或大陸廉價的勞力以服務外銷的客戶。因為投資的目的在於加工外銷，所以就必須維持高度的彈性，利用內部分工及台灣本土的網路支援，才有力量維持外銷的競爭力；但此同時，台商本身所擁有的生產、組織及財務資源有限，因此無法建立像大的跨國企業的組織。基此，只要哪一邊有利可圖，哪一邊獲得高度的融合，台商自然會傾向具有高度的投資意願。

貳、 資料來源：

一、 王宏仁、龔宜君合著，【轉進或轉出中國？ --- 台商資本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流動】，收於鄭赤琰、張志楷編台商與兩岸關係論文集，頁 201-219 。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二、 顧瑩華，【台商在東南亞投資的夠況及策略 --- 兼論金融風暴對台商投資的影響】，東南亞經貿投資研究季刊，第二季，專載。

參、 台商的投資策略與資本流動：

台灣對外投資的開展是始於 1986 年台幣大幅升值以後。 1990 之前，主要的投資地區為東南亞地區，首先投資地區以馬來西亞與泰國為主，接下來則是印尼與菲律賓，近幾年來則以越南等更低廉勞動力地區為對象。對大陸投資方面，隨著兩岸關係的緩和， 1990 年以後進入大陸地區的投資金額開始大量增加，最高實際到位金額是 1996 年的 34.8 億美元，但之後因為台海危機發生，加上亞洲金融風暴，使得投資大陸的金額逐漸減少， 1999 年一至六月的實際到位金額只有 10 億美元，但事實上，由於大陸與台灣相關的法令政策，使得部分台商乃以第三地的身份前往大陸投資，因此預估的投資金額應不止於此。

現就以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概況、策略及當地鑲嵌性對投資決策的影響概述如後：

一、 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概況：

台商自 1991 年後在大陸投資額始開始記錄，當時為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執政時期，隨著兩岸關係和緩，赴大陸投資的台商愈多，政府憂心台灣產業與資金會被大陸所掌控，後來便推行「戒急用忍」政策，企圖延緩兩岸投資的熱潮，並積極推動「南向政策」，以舒緩赴大陸投資的壓力與風險。事實上台商赴東南亞投資較赴大陸投資的時間點還早，但由於大陸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的投入，並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的戰略方向，因此祭出多項優惠措施以吸引外資。就大陸投資所占的比重來看，大陸幾乎吸收了台灣對東南亞與大陸地區的 40 ％的金額。 1998 年與 1999 上半年，他所佔的比重更增加到 60 ％以上，這主要是東南亞金融風暴造成對東南亞地區投資銳減的原因。

其次觀察不同企業規模在不同地區的投資狀況。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於 1998 年所做的調查，對外投資分佈最多的還是中國大陸（佔了 71 ％），其次是東南亞國協六國（ 37 ％）與美國（ 17 ％）。表二為對外投資地區分佈表。

就小型企業而言，投資比重最高的是大陸（ 76 ％），其次是東南亞國協六國（ 37 ％），美國只有 9.5 ％。中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比重約有 65 ％，在東南亞的比重則為 34 ％，但在美國則高達 23 ％，這是由於台灣的中型企業多半為電子類，他們隨著第三波電子化時代的腳步，緊緊跟隨美國的發展前進。至於大型企業，他們不僅在大陸投資（高達 77 ％），在東南亞國協（ 51 ％）、美國（ 40 ％）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大型廠商有進行投資。

從以上的數據顯示不論大、中、小型企業都有從事跨國的投資，小型企業「跨國投資」的比重只有 124 ％，中型企業則為 135 ％，但大型企業則高達 183 ％，可說幾乎每個大型企業都有進行兩國以上的跨國投資。

在對外投資的原因方面，根據調查前三大主因是「利用當地廉價之勞工」（ 65 ％）、「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 50 ％）以及「國內經營環境惡化」（ 36 ％）。但是對於不同規模的企業而言，重要性除了第一點「廉價勞動力」外，其他原因卻各不相同。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是所有企業共同的原因，但是大型企業在挑選其他原因時，「當地市場」「充分利用資本」是對外投資的重要考慮。相對地，小型企業就不是這樣的考量，反而是「國內環境惡化」才是重要因素。

二、 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策略：

台灣是國際著名的代工基地，代工外銷 ( 簡稱 OEM) 是製造業出口的主要方式。這些代工廠也是台灣對外投資的主力廠商，它們沒有品牌和行銷通路，或雖有品牌和通路，但只作代工生產的輔助用途。這些廠商的對外投資理念和經營策略與傳統對外投資的多國籍企業迥然相異。分述如後：

(一) 作為一個國際代工廠，台灣廠商的優勢是成本低、交貨迅速。當台灣的工資上漲以致成本競爭力消失時，廠商必須找尋低工資的國家投資設立新的生產據點，才能維繫舊有的客戶。但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不能犧牲交貨迅速的優勢。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和台灣距離不遠，支援並不困雖。廠商在初期營運時，大多依賴台灣供應的零組件從事生產，碰到交貨期短的定單，台灣生產網路的支援更是完成任務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台商在生產地點的選擇上會偏向於鄰近國家，而不會選在距離遙遠的國家，除非當地有靠近市場之便，降低成本並非主要的考慮。

(二) 因為代工廠的成本壓力很大，因此台商在經營一段時間後，會儘量的在本地或鄰近地區尋找供應商，以求降低成本。為了善用當地的供應網路，台商也偏好選擇周邊產業較發達的地區設廠，如果周邊產業的問題無法克服，比較大型的廠商會慫恿其在台灣的協力廠商前往當地投資以為配合，比較小型的廠商則只好在廠內自行生產。

(三) 無論如何，和其他多國籍的公司相比，台商究竟是小型的公司，資源有限，無法以自力完成國際化的目標。因此台商在大陸及東南亞各地經營成功之後，即設法利用當地的資金及人才進行事業的擴充。台商很樂意在當地的股票市場上市，以取得本地的資金。這種「就地取材」的擴張策略也反映在經營策略上，和其他的多國籍公司相比，台灣的海外子公司的獨立性較高。一般而言，母公司首先要求子公司財務的獨立（自負盈虧），其次再要求業務獨立（自行開發市場），最後甚至進入技術獨立（自行從事研究發展）的境地。這種發展模式使母公司掌控子公司的能力及必要性均隨時間而降低，集團之內只有協調合作的關係而沒有統屬的關係。

(四) 台灣代工廠的規模小，而且海外投資的範圍有限，不似西方多國籍公司遍及全球的生產線，但台商從事跨國生產仍帶來可觀的利益。這些利益包括：

1. 全產品線的服務，減少交易的成本；

2. 減少主要零組件價格變動的風險；

3. 全球化的供貨有接近市場之便利。

三、 台商與當地的鑲嵌性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不管是大型企業或小型企業，與當地鑲嵌程度越高的時候，他們就越容易成為台灣政府口中的「肉票」，而這也是中國政府要利用台商來挾持台灣政府時，唯一可以做的。現由當地產業網絡、人力幹部資源以及政治風險三個角度分析台商企業在大陸與東南亞的鑲嵌狀況。

(一) 當地產業網絡：

長期分析台商與當地產業網絡的鑲嵌程度，原來從台灣進口的原料、半成本，經過一年就明顯減少（原料由 49.7 ％降為 45.5 ％，半成品由 53.7 ％降為 49.7 ％），而由當地台商提供的比重逐漸增加（原料由 15.4 ％增為 18.0 ％，半成品由 15.7 ％增為 18.2 ％），由當地非台商所提供的原料與半成品也逐漸提高。這個趨勢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差不多。就世界各國的對外投資來看，這種趨勢也是一致的，換言之，生產所需投入的原料、半成品在當地採購的比重，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逐年提高（ Wang, 1998 ： 210-211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當台商在大陸或東南亞投資越久，就越不可能離開當地的生產網絡，鑲嵌在當地社會的程度也就越高，就會產生「鎖定」效應（ lock-in effect ），在當地的台商若是想要抽腿到其他地方生產，必然又需重新再來，這樣的高成本恐怕很難再度外移。

(二) 人力幹部資源：

大部分台商都認為管理幹部必須進行本土化，因為台灣的幹部薪水必需支付台灣薪水的 1.5 至 2 倍間，這樣的薪水可以支付數個大陸或東南亞幹部。另一方面是台灣的幹部並不願意離開台灣工作，因為除了薪水高之外，他必須忍受離鄉背井、遠離家庭之苦，所以並無法全心投入在海外工作。但是要本土化幹部並不容易，人員流動的問題無法累積技能、技術，也就變成很難成功地培養出本土幹部。

(三) 政治風險：

台商是否會到大陸或東南亞各國投資，牽涉到企業對於政治風險的認知與當地政府體制的效率。大部分台商在選擇投資地區時，雖然大陸的基礎建設比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好的多，優惠的條件也不錯，但是調查仍有 42 ％的台商認為中國政府行政效率無法配合投資，當地政經情勢不穩定是他們的困難之一。因此台商是否願意繼續在大陸投資，或是會保留其他的出路就可以明顯的獲得解答。

肆、 結論：

任何一個國家或投資地方的政策改變，也會改變企業的投資策略組合。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做了許多的承讓，但相對地，對於以大陸市場為目標的台商（ 50 ％的受調查台商是如此認為），就必須承擔開放產品進口的風險，究係大陸生產，抑或在其他地區生產後再進口，就必須重新考量。

隨著台商數量與資本在國際間不斷的移動與增加，其對東南亞、中國等區域經濟的重要性亦相對增加。跨國的資本移動是一個政經社會文化因素相互影響的多面向動態過程，而且常會出現非意圖結果。跨國資本移動是具有發展性的，是持續地在建構之中（ constructing ）；而建構的趨向可以說是投資國地方政經社會因素與台商經濟稟賦互動的結果。

大陸是不是台商唯一的選擇呢？當台商考慮大陸以外的投資地方時，東南亞地區應是一個可以替代的地方。在地理接近性上、勞動力成本與供給上以及因華人而有的社會文化語上的親近性，都使得東南亞地區成為台商外移的重要地點。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台商與兩岸關係時，它們之間並不是一個封閉相互的關係，其間關係的發展方向還受到其他投資地方的影響，台商是否會繼續在大陸投資，除了必須注意中國大陸的政經變化外，還必須觀察全球經濟的發展以及可能替代中國大陸之東南亞地區的政經狀況。

壹、概述 :

一、文章來源 :

本篇為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陳衍德碩士原載於「南海問題研究」 2003 年第 3 期之期刊，後收錄於「對抗、適應與融合 - 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族際關係 (Confrontation ，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一書中，於 2004 年 8 月由湖南岳麓書社出版第一版發行。

二、作者簡介 :

陳衍德 教授， 1950 年生，歷史學碩士，廈門大華歷史系教授，曾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與人合著有「唐代鹽政」 ( 第一作者 ) 、「中國賦役制度史」、「澳門媽祖文化研究」 ( 第二作者 ) 等。現從事東南亞史與華僑史的教學與研究，曾在東南亞和歐美做過訪問學者與實地考察。以出版「現代中的傳統 - 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集聚與弘揚 - 海外的福建人社團」，並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民族」專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

貳、導讀：

一、作者研究動機 :

陳 教授於本文之始即開宗明義闡述其研究印尼鄉鎮華人生活的動機：「迄今為止的海外華人研究多側重於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華人的研究，對於鄉鎮乃至農村地區華人的研究則顯得不足。」 [1] 陳教授認為華人的社會生活以城市為中心，但鄉鎮農村的華人卻是城市工商業購銷網路的基礎，且在一些國家中鄉鎮農村的華人佔華人總人口的比例不小，「因此，鄉鎮和農村地區華人的研究，應予以足夠的重視。」 [2]

二、研究範圍：

( 一 ) 時間： 1945-1965 年間。 ( 蘇卡諾執政時期 )

( 二 ) 地區：印尼鄉鎮與農村，著重於爪哇和加里曼丹兩地區。

( 三 ) 預期成果：期望藉由加深認識鄉鎮華人的文化特性，彌補對鄉鎮華人研究之不足。

三、本文精要 :

印尼為世界上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據 1930 年人口調查，爪哇和馬都拉的華人中，居住於大城市者占 31.2% ，其他城鎮則為 27.5 ％，鄉村為 41.3 ％ ; 爪哇和馬都拉以外地區，居住於大城市者占 14% ，其他城鎮者占 17% ，鄉村則占 69% ，由此可見印尼鄉鎮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不容忽視。

在印尼的華人經營工商業係以鄉鎮和農村的購銷網路為基礎，鄉鎮農村的華人與當地土著密切相關，其向城市華人購置物品，當地土著可能以現金或是農產品向鄉鎮農村華人換購，鄉村華人再將收獲之農產品轉賣給城市華人，扮演整體工商網路基礎的核心。本文著重論述爪哇和加里曼丹兩地區。爪哇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面積占印尼全國總面積的 6.9 ％，人口卻為全國總人口的 64 ％ ; 加里曼丹則為相對落後的外省偏遠地區，占全國總面積的 28 ％，人口卻僅佔全國的 4 ％ (1985 年數據 ) 。印尼華人以閩籍及客籍居多，閩籍華人主要分佈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等地，客籍則分佈於西爪哇和西加里曼丹等地。戰前福建籍華僑有近 60 ％從事商業活動，其次為手工業和原料生產 ; 客籍主要從事原料生產和務農。此種分佈狀況和行業結構自然會影響戰後印尼各地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 [3]

在文化方面， 20 世紀 50 年代印尼華人社會出現異常的「再華化」現象，華人社團、華文報紙與中文教育等蓬勃發展，大批華人青年回到中國讀書，持續時間不長但卻深深影響印尼華人社群。當然此一風潮卻刺激印尼領導階層的民族主義，導致印尼人與華人間的對立與猜疑，部分印尼人曾感嘆的說：「他們 ( 華人 ) 的民族性大概是要同他們的祖居國聯繫起來的。可憐啊，我的祖國，您竟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不願全心全意為您效勞的兒女 ! 」。

但是另一方面，華人男性與當地女性通婚後產生一個數目龐大的「僑生」群體，印尼語稱為「伯拉奈干 (Peranakan) 」，意即當地出生的華僑後裔。僑生雖然保留若干中國文化傳統，但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近似當地居民，他們一般不懂華語，大部分從未曾回到中國，祖籍觀念日漸淡薄。僑生容易融入當地社會，再加上第二、三代華人日益增多，國外移入的「新客」比例日漸減少，因此產生傳統性與當地化反向發展的趨勢。本文的重點即以爪哇和西加里曼丹兩地為研究封象，藉由訪談曾經居住於爪哇島多隆亞公（ Tulungagung ）、柬義里鎮（ Kediri ）、北蘇門答臘（ Sunatra Utara ）省會棉蘭市（ Medan ）附近鄉鎮及西加里曼丹（ Kalimantan Barat ）邦戛（ Pemangkat ）的歸僑及文獻回顧來探討傳統性與當地化對鄉鎮華人的影響。

（一）爪哇：

多隆亞公屬東爪哇省（ Jawa Timur ），面積僅 15 平方公里，華僑約有 3000 人，位於省會泗水（ Surabaya ）的西南，為一個地處半山區的小鎮。東爪哇省面積為全國的 2.5 ％，人口卻占全國人口數的 22.48 ％，泗水為僅次於雅加達的第二大中心城市，多隆亞公由於位於人口密集區的邊緣，人口並不像泗水如此密集。

據訪談對象 Y 先生所述，當地華僑多來自福建與廣東，也有湖北天門人，各籍華僑所從事的職業活動範疇也有明顯的區別，如閩南籍多經營商業，廣州人操縱家具製造業等，各行各業成為當地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多隆亞公處於城市與農村的連接點，鄉鎮商業的一個主要功能是收購農村的土特產輸往城市，同時購入城市的製成品銷往農村，鄉鎮華僑的生活就是建立在這一經濟基礎之上。

Y 先生描述鎮上華僑各自居住區內仍有多數的土著，並非如城市般聚居成區，因此當地華人與土著間都能和睦相處，所以 Y 先生並不曾有過「排華」的感覺，但一般而言，華人的生活圈仍是以華人為主，與當地人接觸最多的是在經濟領域。華人與當地人通婚的狀況在當地並不普遍，即使有也是華人男子娶印尼女子，而華人女子並不會嫁給當地男子，因為會受到華人社會的歧視。由於華人生活主要仍是在華人圈中，所以仍然可以保留很多原有的傳統生活習慣。當時當地的華人被同化是不太可能，除非父親過世跟隨印尼母親生活才有可能。

作者另訪問曾居住於泗水西南，但比多隆亞公更接近泗水的柬義里鎮的 Y 先生夫人 Y 太太，及棉蘭附近鄉鎮的 X 女士，她們所反映的鄉鎮華人生活雖然在傳統性與當地化的表現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但居住空間與當地人打成一片；物質生活和語言風俗上傳統性仍居優勢，但當地化也日益顯現；在民族心理的層面上，傳統性仍占主導地位大抵是相同的。

（二）西加里曼丹：

訪談對象 B 先生居住於邦戛，它屬於西加里曼單省，位於省會坤甸（ Pontianak ）的北部。西加里曼單面積為全國的 7.65 ％，人口卻僅占全國的 1.63 ％（ 1961 年數據），華人分佈的特點是農村的人口比例較多， 60-70 年代居住於城鎮的華人約 21.2 ％，而居住於農村的則有 78.8 ％，該地華人以客家人為主，多從事農礦業。 B 先生於邦戛接受華文中小學教育後，到達雅加達華校高中就讀，畢業後回到邦戛中華中學教書，由此可見在邦戛這樣的小鎮，華人子弟仍然可以接受最起碼的華文教育，說明當地華人十分重視保存民族文化傳統。 1966 年蘇哈托總統明令封閉所有華校。

B 先生另外談及華人社團。西加里曼丹當時最大的華人社團是「中華公會」，其功能為： 1. 任華人社群與政府溝通的橋樑， 2. 調停華人內部紛爭， 3. 辦校辦報。這些華人社團的存在維繫著華人社會生存的基本條件之一。

推斷 50-60 年代該地區華人總數占全國人口比例的 15 ％ -17 ％，這比印尼全國華人所佔百分比（ 3 ％）高出許多；再者，當地最大民族達雅克族並非印尼的主體民族，這也是該地區民族成分的一個特點。華人為當地第三大民族，在此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的地區，在生活環境與內涵上也必然具備自身的特色。

總體來說，以邦戛為代表的西加里曼丹鄉鎮地區，各民族文化之間的「雙向互動」特別明顯。經濟上，遍及鄉鎮的華人雜貨店 - 瓦弄（ Warung ）將基層社會各民族的經濟生活緊緊的聯繫在一起，甚而許多非華族受雇於華人商店中，更增加了各民族文化互動的基礎。當地華人與達雅克人通婚的比例較與馬來族通婚的比例高，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達雅克人比馬來人多，也比馬來人更純樸；二是與馬來人結婚必須改信伊斯蘭教，與達雅克人則不必。華人與異族通婚的結果是「僑生」人數逐漸增加，而「加多加多語（ Bahasa Gado-gado ）」 [4] 逐漸成為當地語言的特色。

當地各民族的互動與生活習慣相互影響十分明顯，如達雅克人和馬來人會講普通話、客家話和潮州話；而華人流行吃咖哩飯、 Terasi [5] ，穿「紗籠」等土著民族服裝；華人新年時，各民族便一起敲鑼打鼓，舞龍舞獅，以歡度此佳節。

華人延續自身傳統文化最顯著地表現在宗教信仰上，據 B 先生描述在西加里曼丹的華人聚居的鄉鎮都建有神廟和宗祠，建築外觀與閩粵地區祠廟相似。以祭祀祖先的宗祠為中心的宗親會也以宗教社團的名義保留下來。這使得華人在面臨當地化的強大壓力時，有了一塊合法的陣地以固守自身的傳統文化。就鄉鎮華人而言，那也是在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的環境下的一種心靈寄託。

1959 年 11 月大批從事零售商的華人被迫離開邦戛， 1960 年 2 月一場原因不明的大火又使得許多華人離開邦戛。 B 先生表示華人若定居於印尼，自然同化是一種大趨勢，問題是印尼政府採取的強迫同化政策使許多華人在情感尚無法接受，反而使他們竭力固守傳統。

綜上兩地的鄉鎮華人生活比較，西加里曼丹的傳統性維繫、華人文化與當地文化的互動都表現得比較好，可能都與當地居民多數為達雅克族而非馬來族有關。但如果將兩地鄉鎮華人的生活至於印尼華人「再華化」的大背景下來加以考察，可以發現東爪哇的華人正處於「再華化」潮流的中心，當在傳統性與當地化之間出現某種不平衡時，亦即向傳統性傾斜，而西加里曼丹華人仍基本維持了二者間的平衡。

與城市華人相比，城市是經濟文化的中心，一般有相對集中的華人社區，而鄉鎮屬城市經濟的擴散地帶，一般沒有集中的華人區域。因此鄉鎮華人的分散性使其傳統性被當地化侵蝕的速度較城市更快。但以另外一個角度觀察，鄉鎮華人與外界交往較城市少，反而較易保存其傳統，在此矛盾的情形下，斷定傳統性和當地化對鄉鎮華人生活的影響孰輕孰重，便要看其具體的時代背景和所處地區的民族結構。

參、補充資料：

一、印尼華人：

印尼華人是居住於 印度尼西亞 的 華族 ，源自於過去數百年來從 中國 南方的遷移，現總數約一千萬人，占印尼總人口數的 5% 。印尼華人擁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時間，分佈於印尼不同的地區。根據研究，印尼華人大多來自於中國的南方省份，如 福建 、 海南 、 廣東 。印尼華人大多分佈於城市如 雅加達 、 泗水 、 棉蘭 、 北乾巴魯 、 三寶瓏 、 坤甸 ( 龐提納克 ) 、 錫江 ( 馬卡薩 ) 、 巨港 、 萬隆 及 邦加檳港 等。主要語言有 閩南語 、 客語 、 潮州語 、 普通話 、 爪哇語 、 印尼語 、 英語 、 荷蘭語 及其他當地方言；宗教信仰則有 佛教 、 中國民間信仰 、 儒教 、 道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及少數 伊 斯蘭教 。 [6]

二、地理與氣候：

印度尼西亞有約 17,000 島嶼組成，有 6,000 多個有人居。主要島嶼包括： 爪哇島 、 蘇門答臘島 、 加里曼丹島 、 蘇拉威西島 ，以及 伊里安島 西半部。北部的 加里曼丹島 與 馬來西亞 接壤，南部 伊里安島 與 巴布亞紐幾內亞 相連。東北面為 菲律賓 ，東南面是 印度洋 ，西南與 澳大利亞 相望。 面積 為 1,904,569 平方公里 ， 海岸線 長約 3.5 萬公里。 耕地 占 11.18% ， 永久牧場 6.57% ， 森林 和 林地 67.23% ，其它 15.02% ， 人均耕 地面積 0.33 英畝 。面積較大的島嶼包括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爪哇、蘇拉威西、伊里安查亞 ( 紐畿內亞島西半部 ) 、 邦加 、 勿里洞 、 馬都拉 、巴釐等。

除 努力沙登加拉群島 ( 爪哇西部 ) 的平原，低谷地區屬 熱帶草原氣候 外，其餘地區均屬 熱帶雨林氣候 ，具有溫度高、降雨多、風力小、濕度大的特徵。年平均氣溫攝氏 25 至 27 度。各月氣溫變化很小，沒有寒署季節之分。平原地區氣溫較高。雅加達年平均氣溫為攝氏 26 度。全境年平均 降水量 一般在 2000 毫米以上。雅加達年平均降水量為 1,800 毫米。努沙登加拉群島降水較少，是全國較乾燥的地區。降水的季節分佈也不一致。 馬魯古群島 終年多雨，其他地區大部分由於 季風 影響，每年可分為旱、雨兩季。 [7]

肆、評論與心得：

陳 教授此篇文章為印尼鄉鎮華人的生活提供部分輪廓予後進者可以遵循與參考，且將於西加里曼丹和爪哇地區的華人與當地土著的生活互動予以詳盡的描述，並針對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兩個側面以實際的訪談經驗加以分析探討，實為後進學者的教材之一。

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雙方並無大的糾紛，甚至可以說是和諧相處。之後，荷蘭殖民者從 17 世紀以來統治印尼 350 年。殖民統治者的統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尋找統治者的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挑選少數上層華人和上層原住民充當其代理人。荷蘭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真正操縱價格變化，實行經濟掠奪，卻讓衆多從事小商小販的華人背負操縱經濟的惡名。荷蘭殖民統治者爲把反荷的情緒轉卸給華人，不斷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係，以坐享漁人之利。在日本皇軍統治千島之國前，他們早已經派遣了爲數不少的間諜，滲透到印尼各地。日本間諜們很清楚看到，要讓皇軍順利統治印尼，上策就是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係。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所設下的圈套，對印尼民族和國家産生長遠的傷害。 60 年代，經過長期策劃和準備，蘇卡諾總統頒佈嚴厲的法令 P.P.10 ，宣佈嚴格限制華人商業活動的 10 條規定以禁止華人在縣以下的所有商業活動。強制華人結束小商小販的生意，並必須離開縣以下地區，由此而掀起了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排華反華浪潮。

60 年代中期，印尼進入了蘇哈托執政的年代。蘇哈托爲擺脫經濟困境，在經濟上雖然又放寬華裔的經商限制，在政治上卻對華裔實行一系列更加嚴厲的「強制同化」的政策。扼殺作爲印尼公民的華裔在其他領域的權益，扼殺其平等的公民權。 1998 年，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爆發了。印尼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民衆生活困苦，階級矛盾空前激烈，民衆對此感到極度不滿，長期積累的怒火即將爆發。伴隨而來的毫無疑問會是罷工、示威和騷亂，嚴重威脅到蘇哈托政權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蘇哈托政權就考慮將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會中最沒有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 — 華人。華人是蘇哈托政權的排汽閥，多年以來，每當民怨沸騰要將社會炸裂時，這個排汽閥就會被啓動，這樣蘇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就能躲避衝擊，繼續存在下去。

此篇雖僅敘述 1945-1965 年蘇卡諾總統執政的時代，印尼鄉鎮華人生活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兩個側面，但從「再華化」與政府、土著的微妙關係中可以看出印尼後來排華風潮的端倪。雖然時間可以拉近各民族之間的差距與互動，但是深植在華人心中的「根」卻往往不是那麼容易被同化。相對的探討華人傳統性與當地化的同時，當地的非華族其傳統性與當地化是否一樣會相互交融而產生另外一種新的文化與傳統呢？

若要深入的剖析陳教授此篇文章的論點，可以發現陳教授所訪談的對象為「歸國華僑」，其中 X 女士曾自豪的說其先生因為「愛國」，所以才舉家遷回中國。陳教授因此認為「生活方式的些許改變，並不意味著華人內心起了本質的變化。在鄉間，出生於當地的華人可能多一些，華文教育可能也差一些，但傳統的愛國心理還在延續。」 [8] ，若以 1945-1965 年間可能勉強如是說，但現在已經經歷了數代的繁衍，當地出生的華人是否仍有其所謂對中國的「愛國心」仍值得商榷。

返回到中國的印尼華人與仍生活在印尼的華人，其心境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都應該有著明顯的差距，因此若要持續探究印尼鄉鎮華人的傳統性與當地化，此篇文章當只能成為一個歷史背景的參考，斷不可成為唯一的準則，畢竟傳統性與當地化兩個側面仍在相互拉扯，時間的長短當決定了其傾斜的程度，唯有持續長時間或擷取許多不同時期的剖面來觀察與比較，方能獲得更為客觀的結論。

[1] 陳衍德，《對抗、適應與融合》，（湖南：岳麓書社， 2004 年 8 月出版），頁 222 。

[2] 同註 1 。

[3] 同註 1 ，頁 223

[4] 印尼華人喜歡摻雜著漢語普通話或其他方言的印尼語，即「華人式印尼語」，或者摻雜著印尼語的漢語普通話或其方言，即「印尼式漢語」，二者統稱「華人大眾用語」，亦即所謂「加多加多語」。

[5] 一種拌著蝦膏舂成的辣椒醬。

[6] http://zh.wikipedia.org/wiki

[7] 同註 6 。

[8] 同註 1 ，頁 228 。

菲律賓華人

壹、引言

一、時下部分作者喜歡把所有的華裔混為一談，並冠上陰謀論，形成所謂「第三中國」或「大中華」，強大到足以與美日經濟形成鼎足之勢。

二、東南亞國家中有一個獨特的共通性，就是當中都存在龐大的華裔族群，而除了地理、歷史、文化和種族的相似性外，東南亞地區同時也是除了中國大陸以外最多華人居住的地方。

三、東南亞國家也使得華裔形成一個區域性團體，而且在全球的經濟和政治領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本篇的架構為介紹菲律賓的殖民經驗、 19 世紀末菲律賓國家觀念的形成、有關阻礙整合進程及妨礙華人最後認同自己是菲律賓人的重要歷史因素以及政府的政策。

貳、菲律賓人的國家認同和國民的結合

一、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時，起義推翻西班牙統治的運動實際上是由一個高度破碎的社會所發動的。原因並非基於國家意識或是期望國家脫離殖民統治的束縛；多半是基於對地方的關心或是革命領袖個人的不滿。

二、歷史學家康斯坦丁諾（ Renato Constantino ）：「國家概念的形成與菲律賓民族概念的發展似乎是同時進行的。」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就不難瞭解華裔認同自己是菲律賓人，是 20 世紀末才有的現象。

三、極力鼓吹國家認同感以及菲律賓認同和國民結合之觀念的人是知識菁英份子，他們多是留學國外吸收西方自由思想的中產階級的華人混血兒，在改革和革命運動中表現突出的菲律賓人，也幾乎多為華裔，但以馬來裔菲律賓人的身份參加革命，而非以華裔混血兒的身份。

四、菲律賓包含將近 7100 個島嶼，向來是多元文化社會，但仍有許多的因素造成華人長期被認為是外來民族。

參、華裔與中國

一、 1975 年前，菲律賓與台灣是邦交國，雙方往來密切，菲承認台灣對當地十萬多永久居民的華僑有管轄權，並允許台灣密切監督當地華人社團的事務。包含監督當地華文學校及積極涉入中華商聯總會及宗親會的事務。

二、 1975 年 6 月菲與中國建交時提出兩個重要問題：

（一）當地華人忠誠度的問題。

（二）華人是否會淪為共產主義的工具。

三、為解決華人忠誠度及避免淪為共產主義工具，並加速當地華人整合進入菲律賓社會主流地位的重要作法：

（一）將當地所有外國學校都依憲法規定予以菲律賓化。（ 1973 年 176 訓令）

（二）以行政手段對華裔移民的集體歸化鋪路。（ 1975 年 4 月 11 日 270 訓令）

四、菲律賓憲法對公民身份認定乃以血緣（屬人）而非以出生地（屬地）。因此在華人集體歸化前，華裔只能透過司法制度取得公民權。

五、集體歸化的原因乃是菲政府擔心與中國建交後，華人維持中國公民權可能會欠缺忠誠度，進而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影響。

六、當地大部分華人是在菲律賓出生，接受菲律賓教育，對於大陸毫無歸屬感，且除了菲律賓之外也不知道自己還屬於那個國家，一旦拿到公民身份後，自然就有了政治認同。

七、菲律賓與中國建交，部分華人認為有強大的祖國可以依靠，但在反霸權主義及不承認雙重國籍和不干預他國內政的政策下，尤其大部分華人已歸化為菲律賓公民，中國十分謹慎且不涉入菲律賓內政事務，因此讓當地華人明瞭他們的利益是無法和菲律賓社會利益分開，他們的前途依賴菲律賓的未來，而非強大的中國。

肆、親台與親中派比較

一、東南亞僅菲律賓有親台與親中兩派分裂與激烈鬥爭的現象。 -- 報社區分親中（二家）、親台（二家）及中立（一家）；消防隊、宗親會、商業總會、教育、藝文、運動、音樂等都有政治派系的現象。

二、此種敵對與分化在近年來親台派在大陸市場獲利後已有減緩的趨勢，年輕一代認為老一代領袖的敵對是無意義的。 --- 可以預見未來一代對政治認同的傾向。

三、 1949 年中國採取閉關主義，菲律賓的華人無法回去，而轉向認為菲律賓才是他們和下一代的家。 --- 觀念的認同。

伍、殖民地經驗之遺產

一、西班牙殖民者將華裔集中在八連（ Parian ）特區，可以有自己的學校、新聞媒體、商會和其他機構。

二、西班牙、美國、日本的統治期都善於將經濟問題嫁禍給華人，造成當地土著與華人關係的對立與歧見。

三、華人 = 經濟（經商成功）→菲律賓人對華人嫉妒和不信任。

四、 1989 年調查，大部分菲人已不介意華人成為商業伙伴、鄰居、朋友或是伴侶，負面印象大部分也侷限在商業作法。

五、菲人與華人間的種族主義事實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卻經常在選舉、經濟不景氣時，被用來分化或掩飾政府過失的伎倆。

陸、多元性與複雜性

一、菲律賓大約有 80~85 萬華裔人口，約佔菲律賓總人口的 1.2% ，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馬尼拉都會區，另一半則集中在 Binondo 、 Tondo 、 Nocolas 、 Sta. Cruz 和 Quizpo ，因此，華裔馬尼拉人一直被認為是菲律賓華裔人口的代表，此看法是否陷於偏頗？

二、菲律賓華裔人口的主要差異：

（一）擁有與沒有擁有公民權。

（二）非菲律賓公民在當地所生出的華人，僅有出生證明，並無任何國籍。

（三） 50 年代或太平洋戰爭之前來到菲律賓的人，和 70 年代、 80 年代或 90 年代才移居菲律賓的人，在認同和歸屬感上當然不同。在中國出生的移民和在菲律賓土生土長而持有中國護照的華裔不同，持有台灣護照的人，除了真正的台灣人之外，有些人則是擁有雙重國籍。

（四）有菲律賓公民身份者，之間也有差異。

（五）混血兒通常比純種華人更菲化。

（六）在菲律賓受教育的華人歸屬與認同感較深。

（七）年輕一代的華人菲化程度較大。

（八）居住地區不同，和菲律賓人互動關係的程度，自然影響他們對菲律賓人的情感和認同。

（九）菲律賓人的關係愈密切，菲化程度就愈深。

（十）參與菲律賓人組織或民間團體的人和菲律賓人的關係較密切。

（十一）在年輕一代中，菲律賓人和華人的差異比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差異來的小。（福建人佔華人的 85% ）

柒、認同與整合

一、菲律賓華人的整合在當地出生的年輕一代最為激烈。

二、「這是我知道的唯一國家，我的家人、朋友和親戚都在這裡，還有就是我在這裡較有發展的機會。」

三、想要留下來的人當中，鄉下人的意願稍微比馬尼拉都會區的人多，且老一輩的人比年輕一代的人更想離開。

四、剖析整合：

（一）社會文化層面：

1. 年輕人比較傾向當地西化的菲律賓人，而比較不像道地的中國人。

2. 愈來愈多的年輕華人和當地菲律賓人結為摯友，參與菲律賓人為主的團體及民間組織。

3. 專業組織中，也有許多華裔成員和幹部。（菲律賓作家協會、醫師公會、建築協會等）

4. 許多年輕華裔菲律賓人已經成功地和社會環境整合，他們傾向忽視或不理會所謂的「華人問題」。

5. 就歷史事實而言， 90% 華裔是在菲律賓出生，學習英語與加洛語為母語，就讀於菲律賓學校，參加菲律賓人的組織，年輕一代已經不會說福建話。

（二）經濟層面：

1. 華商的經濟大部分為國內生意，受到當地法律的規範、菲律賓經濟成長的影響，與菲律賓的逆境和災難共處。

2. 取得公民身份後，年輕一代的華人已經從商界轉入其他的專業領域。

3. 吳文煥的「華人經濟奇蹟的迷思」指出，海外華人經商成功的主客觀條件包括在東南亞國家經商的地點，以及經商的時機對生意的成長最有利，這遠比華人的文化、傳統等客觀條件來得重要。

4. 華商如果完全整合進入菲律賓的經濟體系，基本上是有助於菲律賓的國內經濟成長。

（三）政治層面：

1. 1975 年的公民權法是剔除阻礙政治整合的最大因素。

2. 從目前華人參政活動觀察，政治整合的程度已經讓華人完全認同自己是菲律賓人。

3. 年輕的華人會把菲律賓的利益當成主要的關切所在，即使這些問題和當地的華人社群、中國利益或是台灣利益有所衝突。

4. 華人對菲律賓與中國政治領袖的瞭解程度可以看出對中國事務的逐漸陌生。

捌、信仰與客觀的因素

一、包容彼此宗教的因素亦為華人與菲律賓人整合的關鍵之一。

二、當中國大陸與菲律賓籃球比賽時，老一輩的人會支持中國大陸球隊，年輕一代則支持菲律賓球隊。

玖、接受與否的問題

一、教育是影響整合的一個重要利器，華人可以利用教育阻止年輕一代加入民族融合的浪潮，也可利用教育來保存固有的中華文化傳統。

二、菲律賓華人都認同華語教育必須保存，希望他們的後代繼續保留中國傳承，牢牢記得他們是炎黃子孫。

三、華人在過去幾十年大力改善華文教學，辦理華文和文化講座，也把老師送到台灣和中國大陸學習，但時勢比人強，主觀意志終究無法抵擋大環境的影響，華文教育還是繼續退化，也無法強化年輕一代對中國的認同。

四、融合成為菲律賓人並非單方面的，唯有菲律賓人或菲律賓社會願意接受這些人進入菲律賓的主流社會，華人才可能對菲律賓完全的犧牲奉獻。

五、作者最近研究顯示，種族歧視的暗流和潛在的敵意依然存在，不過這只存在那些孤立的、不幸的個人經驗上。

六、 Kaisa Para Sa Kunlaran 為菲律賓人與華人的相互瞭解貢獻不少，主要著力點在於讓菲人知道華人社群內部的改變，也鼓勵華人多關心參與菲律賓社會的活動。

七、這些推動華人菲化的努力一定會成功，除非有心人刻意運用政治手段來排斥華人。

拾、結論

一、華人成為移民的華僑，他們進行了緩慢的非中國化的進程。隨著時間的進行，非中國化的程度就更加深，這是一種自然的歷史發展，這種發展的結果是華人愈來愈不像是華人，這種現象無法阻止，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去阻止。

二、當華裔菲律賓人跨越種族的界線，更加認定自己是菲律賓人的身份時，他們的文化傳統也就逐漸的成為更大範圍的國家傳統的一部份。

三、東南亞各國都有獨特的華人存在，這種獨特性是不是可以用來強化東南亞區域整體的發展？因為東南亞華人可以扮演整合區域的一個歷史性角色，而且可以同心協力的來開發這個地區。

四、期待華人在學會認同他們居住的東南亞國家之後，有一天也會學會以整個東南亞區域的利益作為認同，而不在認同要成立一個中國利益為中心的夢幻「隱形帝國」。